3-0：八号窗口

我在客运站八号窗口卖票。

这份工作听起来很稳定，实际上就是每天坐在一块玻璃后面，被各种人问各种问题：身份证忘带了能不能上车，孩子一米二到底算不算票，明明自己晚到了十分钟为什么不能退全款。解释到后来，人会变得像打印机，嘴巴里只剩几句固定话术。

“退票扣百分之二十。”

“改签只能改同线路。”

“师傅，车已经发走了，我真没法把它喊回来。”

我刚来的时候还试图讲道理。后来发现，在车站讲道理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大家都在赶路，赶路的人一般不爱听完整句子。

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
她每周四下午四点二十来八号窗口，穿一件暗红色的针织外套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手里攥着一个旧布包。她不吵，也不急，每次排到她时，都会把身份证从布包侧袋里拿出来，推到玻璃下面的小槽里，问我：

“同志，去南城的票还有吗？”

我第一次听见这个站名，低头在系统里敲了两遍。

没有。

我问她：“南城是哪个市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南城啊。糖厂旁边那个南城。”

我们这儿确实有个糖厂，不过十年前就停了，厂房拆了一半，剩下一半租给别人做仓库。南城这个地名我没听过，就喊旁边的老赵。老赵在车站干了二十多年，连哪个司机喜欢绕路都知道。他探头看了那女人一眼，小声说：“没有这条线。你跟她说没有就行。”

我照说了。

女人点点头，好像并不意外。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划了一道，又问：“那去新城的呢？”

新城有票，十七块五，四点四十发车。她买了。

我把票递出去，她接过来看了很久，然后又推回来。

“退了吧。”她说。

我愣了一下：“现在退要扣钱。”

“扣吧。”

那天她付了十七块五，又拿回十四块。差价三块五，买了一张在手里停留不到一分钟的票。

后来她每周都来。

四点二十，八号窗口，先问南城，再买新城，最后退票。整套流程熟练得像我们车站的报站广播。老赵说她脑子不太好，让我别多问。还有人开玩笑，说她是不是在给车站刷流水。我觉得不好笑，但也没接话。

重复的事情做久了，人就会把它当成背景音。她来，我查票，摇头，卖新城，退新城。三块五一次，像某种古怪的手续费。

直到有一天下大雨，她排队时被后面的人挤了一下，布包掉在地上，东西撒了一地。身份证、钥匙、纸巾、小药盒，还有一本皮面发旧的记事本。我从窗口里面看见她蹲下去捡，但人太多，大家都急着买票，没人肯让开。

我让老赵替我看一会儿窗口，绕出去帮她捡。

记事本摊开在地上，雨水洇湿了纸页。我本来不该看，但那一页字太少，像故意写给谁看的。

“如果我又忘了，就去八号窗口。那里有人会告诉我怎么回南城。”

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，后面写着：小顾。

我把本子合上，递给她。她抬头看我，眼神空了一下，又很快恢复成平时那种温和的样子。

“谢谢你啊，同志。”她说，“去南城的票还有吗？”

我第一次没有立刻回答。

后来我打了那个电话。

接电话的是她儿子，声音很疲惫，像刚从很远的地方挤回来。他说他妈姓顾，以前在糖厂上班，南城不是城市，是糖厂职工家属区旁边的一片老街。以前车站有条短途线，终点就写南城，后来新区修起来，老街拆了，线路也并到新城去了。

“她不是每周都去吧？”他问我。

我说，是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

他说：“我工作在外地，平时请了邻居帮忙看着。她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糊涂。清醒的时候跟我们说再也不去了，糊涂的时候又自己跑去车站。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我说没事。

其实是有事的。不是麻烦，是我突然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给她退那三块五。

那天晚上下班，我没有直接回出租屋，而是绕到糖厂那边。雨刚停，路上全是泥水，拆了一半的厂房露出黑洞洞的窗。门口还留着一块褪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安全生产，甜蜜万家”。这口号很老，老到像是从我小时候的墙上抠下来的。

糖厂后面就是所谓的南城。

说是老街，其实已经没什么街了。几栋没拆完的楼立在杂草里，门窗全没了，墙上还残着红油漆写的编号。远处的新城亮着整齐的灯，商场外墙滚动播放手机广告，声音传到这边，只剩一点嗡嗡的震动。

我站在那儿，突然明白她为什么每周都要来退票。

她不是要去新城。她是在确认南城还在不在。

第二天，我去车站档案室翻线路记录。档案室在二楼尽头，平时没人进去，门一开全是灰。我翻了两个小时，终于在一摞发黄的表格里找到了“南城线”。末班车时间：16:40。停运日期：2009 年 8 月 31 日。

原来她没有记错。

是我们把站名删掉了。

我把那张线路表拍下来，又在旧货市场买到一块小小的塑料路牌。老板说这东西没人要，三十块钱随便拿。我拿回来擦了半天，才看清上面的字：

南城。

周四下午四点二十，她又来了。

那天阳光很好，客运站门口有人卖烤红薯，甜味一路飘到候车大厅。她排到八号窗口，把身份证递进来，像往常一样问：

“同志，去南城的票还有吗？”

我把那块路牌从抽屉里拿出来，竖在窗口旁边。

她看着它，半天没说话。

我说：“有一班，不过不是营运车。四点四十走，你要是不赶时间，我今天可以送你过去看看。”

老赵在旁边咳了一声。我知道他想提醒我，窗口不能离人，车站也没这个规矩。但我那天早就请了假，假条就压在键盘下面。

她低头摸布包，想掏钱。

我说：“不用买票。老线路，系统里打不出来。”

她很认真地问：“那能退吗？”

我差点笑出来，又有点笑不动。

“这张不退。”我说，“今天真发车。”

我借了朋友的面包车。她坐在副驾驶，一路上都把布包抱在怀里。车开过新城，开过高架桥，开到糖厂旧址时，她突然指着窗外说：“这里以前有个照相馆，老板娘总把人拍得特别白。你爸年轻时候在那儿拍过证件照，耳朵都快看不见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认识你爸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转头看我，像是刚刚才发现开车的人不是她认识的谁。

“哦，不好意思。”她小声说，“我有时候会认错。”

我说没事。

她又看向窗外，继续说。哪里以前卖冰粉，哪里的楼梯最窄，哪家人的收音机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。她讲得很碎，不成故事，但每一句都有具体的位置。那些位置现在大多空了，变成围挡、停车场、临时仓库，或者一块还没想好要做什么的地。

车停在老街尽头。

她站在一片空地前，很久没有动。风把她的针织外套吹得贴在身上，她看起来一下子小了很多。

“糖厂下班的时候，这里全是人。”她说，“自行车铃响得人脑壳痛。卖豆花的摊子就在那边，五毛钱一碗，加辣椒。我儿子小时候不吃葱，每次都要挑半天。”

她说完，自己笑了一下。

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，只好陪她站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问我：“同志，我是不是早就回不去了？”

这句话没有哭腔，也没有多悲伤。她只是很平静地问，好像在问车几点发。

我本来想说“不是”，想说“地方没了但记忆还在”，想说一些电视里会讲的漂亮话。可我看着那片空地，突然觉得这些话都很不仁义。一个人想回去的地方如果已经被推平了，你不能站在旁边说她其实还能回去。

所以我说：“是有点难。”

她点点头，像终于确认了一件拖了很久的事。

回程路上，她睡着了。到车站时已经快六点，天色暗下来，候车大厅的灯一盏盏亮起。我把车停稳，她醒来，从包里拿出那本记事本，在最后一页写了几个字。

我没有看。

她把本子放回包里，又摸出三块五，放到我手里。

“退票的钱。”她说。

我说这次没买票。

她坚持把钱塞给我：“那就下次的。”

后来她有两个月没来八号窗口。

我问过她儿子，他说她搬去和他们一起住了，状态时好时坏，但不会再自己乱跑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消息。对家里人来说当然算，对八号窗口来说，就像每周四少了一班不会发车的车。

那块南城路牌还在我抽屉里。

偶尔有人买不到票，在窗口前发火，问我你们这车站到底有没有一点办法。我低头看见抽屉缝里露出的那两个字，就会想起四点四十的旧线路，想起一片已经没有站牌的空地。

有一次，新来的实习生翻抽屉，看见那块路牌，问我：“哥，南城是哪儿？”

我说：“以前有。”

他又问：“现在呢？”

我想了想，把路牌擦干净，重新放回抽屉最里面。

“现在不发车了。”我说。